费祎：蜀汉的“无冕丞相”与治国能臣

三国时期，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后陷入权力真空，蒋琬、费祎、董允三人以“休养生息”的治国理念，共同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季汉江山。其中，费祎虽未正式获封“丞相”之衔，却以大将军、录尚书事的身份总揽军政大权，其治国才能与历史地位，堪称蜀汉的“无冕丞相”。

一、从东宫舍人到大将军：费祎的仕途跃迁

费祎（约192年—253年），字文伟，江夏鄳县（今河南罗山西南）人。他幼年父母双亡，由族父费伯仁抚养，后随费伯仁入蜀游学。刘备立刘禅为太子后，费祎与董允同为太子舍人，辅佐刘禅学习。这段东宫经历，为他日后进入蜀汉权力核心奠定了基础。

诸葛亮北伐期间，费祎因“识悟过人”被调入丞相府，历任参军、中护军、司马等职。他不仅擅优点理军务，更以调解矛盾著称——魏延与杨仪势同水火，费祎常居中斡旋，避免军中分裂。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，费祎奉命断后，确保蜀军安全撤退，其才能得到充分展现。

蒋琬接任后，费祎逐步升迁：先任后军师，再为尚书令，最终于延熙七年（244年）升任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总揽军政大权。此时，他虽无丞相之名，却已行丞相之实，成为蜀汉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之一。

二、治国理念：休养生息与务实外交

费祎主政期间，延续了诸葛亮“安民为本”的治国方针，反对穷兵黩武。他严格控制姜维的北伐规模，规定“每欲行兵大举，常裁制不从，与其兵不过万人”，避免过度消耗国力。这种务实政策使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仍能维持稳定，经济得以复苏。

在外交上，费祎继续诸葛亮“联吴抗魏”的战略，多次出使东吴。面对孙权、诸葛恪等人的刁难，他以机智应对，维护了吴蜀联盟。例如，孙权赠其宝刀时，费祎婉拒道：“臣以讨不庭、禁暴乱为己任，此刀当用于共扶汉室，非臣私物。”其言辞既彰显忠诚，又避免外交纠纷，赢得孙权“天下淑德，必股肱蜀朝”的赞誉。

三、临危不乱：弈棋定三军的统帅风范

费祎的军事才能同样卓越。延熙七年（244年），魏将曹爽率十万大军攻打汉中，费祎率军驰援。临行前，光禄大夫来敏以践行之名要求对弈围棋，费祎从容应战，神色自若。来敏借棋试探其心理状态，确认其具备“镇静指挥”的素质后，叹道：“君信可人，必能办贼者也。”费祎抵达前线后，果然大败魏军，封成乡侯。

这一典故不仅体现费祎的统帅定力，更反映其战略思维——围棋中的“弈中藏兵机”，正是他以静制动、以弱胜强的军事聪明的写照。后世兵书《阵纪》称其“临危弈棋定三军”，赞誉其“用兵如神”。

四、悲剧结局：刺杀背后的权力暗流

延熙十六年（253年）正月，费玎在昭化（今四川广元）大将军府宴请诸将，酒酣之际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身亡。这场刺杀背后，隐藏着复杂的权力斗争：

姜维的北伐野心：费祎生前严格限制姜维的北伐规模，导致姜维对其心怀不满。费祎死后，姜维独掌军权，立即发动大规模北伐，加速了蜀汉的衰亡。

黄皓的崛起：费祎生前提拔的侍中陈祗与宦官黄皓勾结，把握朝政。费祎之死为黄皓专权扫清障碍，直接导致蜀汉后期政治腐败。

魏国的阴谋：郭循作为魏国降将，刺杀费祎可能是曹魏削弱蜀汉的计划之一。费祎之死使蜀汉失去核心领导人，国力进一步衰退。

五、历史评价：蜀汉四相的治国典范
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将费祎与诸葛亮、蒋琬、董允并称“蜀汉四相”，称其“识悟过人，每省读书记，举目暂视，已究其意，效率远超同僚”。他执政期间，蜀汉“边境无虞，邦家和一”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堪称季汉中兴之臣。

尽管费祎未获丞相之名，但其治国才能、外交聪明与军事韬略，均无愧于“丞相”之实。他的悲剧结局，不仅是个人的不幸，更是蜀汉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正如清代果亲王题费祎墓碑“深谋卓识”所言，费祎的治国理念与人格魅力，至今仍为后人所敬仰。